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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打虎与治国理想
2015-02-08 22:46:23 来源: 作者: 【 】 浏览:253次 评论:0

雍正只做了十三年皇帝,夹在康熙和乾隆的漫长统治中间,按理说不该很起眼。但是现在他非常出名,这主要应归功于《雍正王朝》《甄嬛传》之类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把他说成一个焦裕禄似的劳模,一边吐血一边坚持工作,最后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甄嬛传》里的雍正则是天天跟宫里女人纠缠不休的绿帽子王。这些形象和历史上的雍正相距甚远。


当然,雍正本身也确实值得关注。首先此人性格甚奇,在古代帝王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个来。而在他执政期间又发生了很多奇事,读起来给人匪夷所思之感。至于雍正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创建军机处、打击腐败、耗羡归公,如果作为切入点的话,也极能凸显帝国的政治困境,告诉我们古老的中国何以如此,又何以非彼;又告诉我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相距何其遥远,又何其贴近。


那天一定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关于雍正,第一件要谈的事情就是他的继位问题。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因为它纠缠了雍正一辈子,几乎整个雍正王朝都处在它的阴影之下。专家对此争论激烈,尚无定论,所以我在这里只梳理一下事件基本脉络,不做最后评判。


太子胤礽被废之后,本来最有希望继承大位的是八皇子胤禩。他势力最大,口碑最好,大臣几乎一面倒地拥护他。但是胤禩这个人太聪明了,聪明到了有点蠢的地步。胤禩好像唯恐康熙不知道他这个儿子有好人缘,还曾犯贱似的给康熙上书说:“我现在该何以自处呢?我不如装病吧,不然大臣们会推选我当太子哩。”结果折腾来折腾去,触怒了康熙敏感的神经,痛骂他“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彻底剥夺了他继位的可能性。


胤禩倒掉后,比较有希望接班的有三位:三皇子胤祉、十四皇子胤禵,还有四皇子胤禛,也就是雍正。而在当时人眼里看来,胤禛似乎可能性最小。但是等1722年旧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之时,大位还是传给了胤禛。这在当时就引起很多猜疑,后来更是聚讼不休,大家都在争论一件事: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康熙皇帝病在畅春园,胤禵远在西北,胤禛三天前就去了天坛,准备代替病父祭天。三皇子胤祉、八皇子胤禩,还有其他数位皇子在康熙身边。整理一下此时官方的说法,大致情形如下:


当日丑刻(凌晨1-3点),康熙下令招胤禛回畅春园。


寅时(凌晨3-5点),康熙招胤祉、胤佑、胤禩、胤禟、胤礻我 、胤祹、胤祥等皇子,以及理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值得注意的是,除隆科多外,其他满汉大臣都不在场。康熙对着他们宣布死后将皇位传给胤禛。


巳时(上午 9-11点),胤禛回到畅春园后,先后三次探望康熙,还和父亲谈了一阵病情,但是康熙始终没有提他将继承皇位的事。而且别人也没跟他说。


戌时(晚上7-9点),康熙驾崩。隆科多向胤禛宣布了康熙遗命,胤禛这才知道自己成了新皇帝,当即悲痛得昏倒在地。


几乎所有的史家都觉得这个过程不太合理。谁都知道胤禛要当皇帝了,就他一个人不知道。没这么办事的。主张合法继承的人对此做了解释。比如杨启樵就认为,雍正肯定撒谎了。但他撒谎不是要掩盖篡位,而是这个人太虚伪。多年后,雍正为了表白自己对皇位毫无兴趣,所以编出这么戏剧性的故事,非说自己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继位的消息。谁知画蛇添足,没毛病也显得有毛病了。


即便我们接受杨的说法,其他疑点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三天后只宣读了满文遗诏?为什么临死前服侍康熙的首领太监很快被处死?为什么胤禟后来抱怨说时机已失?当然,这些疑点没有一条是决定性的,而且都可以做出另一种解释。但我们可以确信:那天一定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一些让其他皇子们铭刻在心的事情,因为诸皇子的反应极不正常。胤禩当时“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交代给他的事情他不但不办,而且连回答都不屑回答。胤禟闯到雍正面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最古怪的要数胤礼,他在大街上碰到隆科多,听说雍正继承了大位,忽然“神色乖张,有类疯狂”。这个皇子像只受惊的兔子似的,一路狂奔钻回了自己府邸,不敢出来。按照常情,一旦确定继承权,就算以前争夺皇位的兄弟们,表面上也都会接受这个事实,何至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敌视?至于胤礼,在皇位争夺战中更是一个打酱油的,他为什么如此惊慌?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康熙没把皇位传给雍正,雍正串通隆科多篡位。一种可能是康熙确实把位置传给了雍正,可当时形势依旧非常危险,雍正用了一些手段才压住了局面。单靠目前的材料,我们还不足以下最后的结论。可不管那天发生了什么,它都纠缠了雍正一生。多年后,雍正还在解释,还在辩白。而如果没有那天的阴影,他也许不会整死胤禩。


搞臭“八贤王”


允禩(雍正即位后,诸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避讳改为允)身上似乎有种魔力,让接触到他的人都喜欢自己。当时朝野上下都称他为“八贤王”,大学士李光地就表示过“目下诸王,八王最贤”。他还有个称呼叫“八佛”,等他被雍正关起来的时候,民间就流传说“八佛受难”。允禩在兄弟里的人缘最好,依附他的皇子也最多,这里头自有势利的成分,但肯定也有感情的因素。当年允禩被责罚的时候,十四皇子允禵为他出头,公然和康熙吵架,气得康熙要拔刀杀人。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拉帮结派来解释了。此外,允禩处理事务的能力也很强。就连雍正也承认:“允禩若肯实心办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


人缘太好的人,往往做人有点假。允禩也不例外,康熙说他“柔奸成性”,倒不算完全冤枉他。而且允禩性格确实偏柔。他喜欢瞎琢磨,琢磨太多了就容易优柔寡断。雍正上台后,就决定了要收拾他。可允禩做了什么呢?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允禩在雍正上台后没少折腾,天天起早贪黑地琢磨怎么拆雍正的台,怎么造雍正的反,其实没有这回事。从一开始,允禩就像翻了身的乌龟一样,失去了能力,天天郁闷地等着雍正来收拾他。发牢骚、磨洋工是有的,有可能他还派太监到外头造过雍正的谣,也就如此而已。要说真正的反抗活动,实在没看到有什么。当然,允禩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在官僚系统中有广泛影响力,却缺乏军事力量,而只靠官僚系统难以和皇权正面对抗。


虽然如此,雍正对他还是很不放心。尤其是刚登基那阵,雍正非常紧张,总觉得允禩要反攻倒算。不过雍正并没有马上动手,登基伊始反而封他为廉亲王、总理事务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或副总理。等稳住他之后,雍正就开始瓦解他的力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拆散他的死党允禟、允礻我 ;整肃他的心腹官员;发布《朋党论》吓唬他的党羽;四处放风让官员们站队。等到形势差不多了,就开始收缩包围圈,逐步搞臭允禩。雍正没事了想起他来就敲打两句,一会说他奸恶,一会说他狡诈,一会说他有历史问题,当皇子的时候就不是好东西。等到雍正四年,终于图穷匕见,将他拘禁高墙。在官僚系统中有广泛影响力的允禩,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竟是不堪一击。


和允禩一起倒下的还有死党允禟。雍正刻薄阴戾的性格此时暴露无遗。他给允禩、允禟分别起名阿其那、塞思黑。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两词意思是“狗”和“猪”,现在学界对此有了一些新的解释,但不管哪种解释都跟小动物有关。两人被拘禁后很快就死掉了。死前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关于允禟的情况,留下了一些书面记录。当时负责关押他的人是直隶总督李绂。这个人是著名的理学家,道德文章为天下楷模,天天就是正经。现在理学家要干替人害弟弟的脏活了。允禟的下场很惨,根据李绂的秘奏说是“铁索在身,手足拘挛”,痛苦呻吟。至于允禩的情形,自可推想而知。后来有流言说雍正“屠弟”,雍正愤怒地召集王公大臣说:“有人说我授意李绂害死塞思黑,现在李绂就在这儿,你们问问他,我有没有授意?” 李绂说:确实没有。


允禩死后,雍正还没解恨。允禩的福晋郭络罗氏是他的政治帮手,也不能饶了。雍正令她自杀,死后又分骨扬灰。这就太过分了。虽说政治是残酷的,但是易地而处,如果允禩成了皇帝,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这么对待雍正一家。唯一能为雍正辩解的就是:这种残酷是一种传统,并非始自雍正。清朝早期的高层斗争往往极其惨烈,努尔哈赤处死亲儿子褚英,皇太极处死弟弟莽古尔泰,多尔衮整死侄子豪格……可说是血迹斑斑。好在随着时间推移,斗争慢慢没那么残酷了,其后的乾隆嘉庆等王朝,没有再出现如此血腥的皇族残杀。


被制服的军事系统打仗不灵光


雍正期间有两件大案:年羹尧案、隆科多案。以往有种说法,年羹尧、隆科多都为雍正篡位出了力,所以最后被杀人灭口。这个说法不对。隆科多确实卷入了继位事变,可年羹尧没有。康熙驾崩时,年羹尧正担任川陕总督,并不在北京。当然,他配合皇上接管了允禵的兵权,但这并没牵涉到见不得人的密谋,不存在杀人灭口的动机。


年羹尧确有军事才干。接管西北军权后,他打了一次漂亮的战争,一举平息青海叛乱。雍正给他写的朱批极其肉麻,称他为“恩人”,什么“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让人觉得很失态。清史学家孟森说雍正这么“满嘴胡柴”,必是心里有鬼。其实这倒冤枉雍正了。雍正就是这种古怪性格, 倒不一定是故意灌米汤想害谁。比如雍正夸起鄂尔泰来一样肉麻:我关心你,比关心我的儿子还厉害;你跟我分手的时候,我都哭了。这又如何解释?


雍正重用年羹尧,无非是想通过他掌控军权。雍正刚执政时,官僚系统对他抱有一定敌意,雍正需要突出军队方面的力量。年羹尧平定青海后,雍正更以此武功压制文官系统。年羹尧凯旋回朝时,雍正下令公卿大臣郊迎跪接。这种礼仪太出格了,史家大多认为这是雍正要宠待年羹尧,其实他无非是想借此挫辱官僚系统,以军方压制他们而已。雍正这么做的后遗症很大。他原本以为年羹尧是藩邸旧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谁料年羹尧在政治上是个粗材,一被捧就忘乎所以,很快就有点尾大不掉的兆头。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他亲自接待了年羹尧。年羹尧凯旋回朝,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在此之前,几乎可以肯定雍正没有动杀年羹尧的心思,但此后两人却完全决裂。这一个多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记载含糊不清,但推测起来,大致是雍正发现了年羹尧难以控制,已经构成了危险。


年羹尧骄横嗜杀,说起来也不算死得太冤枉。但雍正翻脸之快、羞辱对手之毒,也让人有点恐惧。年羹尧临死前写的折子像京巴一样恭顺可怜:“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的回信是让他自裁,还说:你要是有丝毫怨恨之心,就会永堕地狱,万劫不得超生。


隆科多的情形和年羹尧不同。雍正登基后,一嘴一个舅舅,用起好词来叠床架屋买一赠五,“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但没过多久,这个“稀有大臣”就挨了整,被永久拘禁在畅春园附近,最后死于禁所。从史料中隐隐约约能看出,隆科多之死似乎和那天的事变有关。隆科多说自己像诸葛亮,白帝城托孤之日就是死期已至之时;雍正则翻旧账,说他在先帝驾崩之日身上带刀。而且隆科多犯了一个大忌,他拼命劝皇上整死允禩,但同时包庇允禩的党羽,似乎想要借机接管允禩的势力。总体来看,隆科多的倒台还是登基事件的余波。


年、隆两案处理起来很顺利,但是对雍正的精神终究是一次打击。尤其是年羹尧,当年捧得太高,忽然又变得十恶不赦要谋逆,这让皇上的英明神武往哪里搁?雍正自己也说“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但是好处也很明显。雍正抬高军事系统以压制官僚系统后,又转而用软弱易控的岳钟琪取代了年羹尧,制服了军事系统。只可惜这个军事系统虽对皇上俯首帖耳,但打仗却变得不太灵光。雍正后期,清朝和准格尔汗国再次爆发战争。一路打下来很不顺利,总体来说胜少败多,最后战争只能不了了之。


生乎此等盛世,文人难于有耻


半通不通的土秀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脑子里的古怪想法能让人目瞪口呆。曾静就是一例。他本是僻处湖南乡间的老塾师,读了几本书后,忽然异想天开,写信劝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他凭什么认为岳钟琪会听他的?理由无非是曾静听了民间小道消息,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甚是爱民如子,如今被皇上猜疑,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按曾静的想法,既是岳飞的后代,怎能替满清做事?难道他不晓得满清是金兀术哈迷蚩的后人么?


他的徒弟把这封造反信送给了岳钟琪,还说他的老师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则六省皆应,身边更有四个“广有韬略,大不可量”的人辅佐。后来经调查才知道,他说的四个人里有的是秀才,有的是乡间风水先生,估计平时都是些喷子,但他们对曾静师徒私下委以的重任确实一无所知。


这就是著名的曾静案。曾静案对雍正有强大的心理冲击。曾静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简直是无恶不作。雍正读后极度震惊,“不觉坠泪”,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在大家眼里是这么个人。


雍正这个人非常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用康熙的话说是“喜怒不定”。他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也正因此他更加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而且雍正有个严重的缺点:生性好辩。根据史料记载,他说话语速很快,总想要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才好。正因为他太好辩论,曾静案就弄出一个奇特的结局。按理说曾静这么恶毒攻击最高领导,肯定要杀头。但正因为曾静对他的攻击太恶毒,雍正才没舍得杀他。这其中的道理仔细想想也不难明白。


雍正让曾静待在自己身边,看着自己工作。你不是造谣说我天天酗酒吗?你看我多勤奋!他还让人把许多奏章文件拿给曾静细读,你不是造谣我天天淫乐吗?你看我工作量多大!隔三岔五雍正还派人质问曾静:这件政务我是这么处理的,我处理得对不对,你说!一个皇帝,天天跟个土秀才怄气。唯一还有分寸的是,雍正到底没有领曾静到后宫床边看自己如何不好色。曾静已经唬破了胆,满口自称“弥天重犯”,对皇上完全心悦诚服。雍正还不过瘾,又把骂他的反动言论汇集在一起,再加以细细批驳,篡成一本《大义觉迷录》,发行天下。这绝对是个昏招。你想想,通篇大骂皇上如何弑父逼母,如何荒淫无道,然后说:这些骂皇上的话都是不对的!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极不妥当。但雍正已经陷入辩论的狂热,顾不得这些。曾静不但不杀,还发给一笔津贴,让他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曾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筹划着拿津贴买房子置地,直到最后乾隆登基,把他拉出来处死。


除了曾静案、吕留良案外,雍正期间还有多起文字狱。比如查嗣庭案。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维止”二字,这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头。抄他家又抄出许多反动诗文,比如热河偶然发大水,查嗣庭就说光官员就淹死八百多人,用现在的话说这属于造谣。最后死在狱中又被戮尸枭首。庶吉士徐骏写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也被杀头。


雍正还有个嗜好,那就是有时候并不杀掉对方,而是要彻底批臭他,让他生不如死。比如钱名世以阿附年羹尧获罪,本来做个处理也就完了,雍正偏要出奇制胜,做一个匾,上书“名教罪人”四字,挂在钱府门口,定期派人检查,不许他摘下来。雍正还发动大家都来骂钱名世,在京文官人人都要写诗过关。骂得花样越多越受嘉奖。翰林侍读吴孝登骂得不够精彩,雍正说他“谬妄”,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处理得比钱名世本人还重。生乎此等盛世,文人难于有耻。最后雍正让钱名世自己掏钱,把骂他的诗汇编出书。


耗羡归公:逃不出“黄宗羲定律”


康熙末年吏治大坏,腐败成风,亏空巨大。雍正上台后,着手整顿财政,打击腐败。首先是清查各地亏空,雍正要求很简单,查出多少补多少,补不上就抄家。老虎苍蝇一起打。官场陷入恐慌之中。河道总督被抄家,江苏织造被抄家,江苏山西巡抚被抄家,多个布政使被抄家,低级官员那就更数不胜数。抄家成风,当时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胡”。雍正在追补亏空的过程中毫不手软,对自杀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把他家属抓起来接着审,不交钱可不行。


这种铁腕手段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随着执行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慢慢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要明白其中问题所在,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亏空的问题。当时贪污确实很普遍很严重,但亏空并不完全是贪污造成的。清朝的财政主要来自地丁钱粮收入,也就是农业税。当时地丁钱粮一年大约3000万两,其中绝大部分都被用于中央开支,留给地方的极少。以江西为例,地方开支只占地丁钱粮的不到百分之五。这点钱怎么够呢?而且就连这点钱,要动用的话,也必须经过户部事先核准,否则不予报销。比如说桥塌了,县官动用公款抢修,户部不予承认,就成了亏空。雍正就会让县官自己掏钱补。抄私人的家,来补这种公费亏空,根本就不合理,长此以往,地方官谁还敢干活?而且在这种制度下,亏空是一种普遍现象,所有省份都有亏空。天长日久,官员流动,很多亏空根本就查不出责任人,成了“无著亏空”,难以追赔。


中央只顾自己,不顾地方上的死活,地方政府只能另辟财源。比如收粮食的时候,每石多收一两斗,说是怕仓库里老鼠会偷吃;收银子的时候,每两多收一两钱,说是怕银子融成元宝时会损耗。这些多收的部分被称为耗羡。这些收入不合法,严格来说是犯罪行为。可要是没有它们,地方政府就无法运转。中央只能默认这种状况。康熙就说过:只收一成火耗的,就是好官。但是这种耗羡征收有极大弊端,由于不合法,所以无账可查,弄得上下贪污侵渔成风。


现在官员就提出来,征收耗羡来弥补亏空。雍正拒绝了,认为这是拿老百姓的钱,替贪官还债。但是等到追查亏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雍正清醒了过来,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财政制度。很明显原有的制度不合理。你怎么能让地方政府吃不饱,然后又纵容它们自己觅食呢?它们是最接近百姓的基层机构,让它们自行觅食无疑是纵虎狼入羊群。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康熙就不懂?康熙当然懂。他有自己的考虑。如果把耗羡合法化,那很可能会触发“黄宗羲定律”,也就是说附加税被吸收进正税以后,天长日久,官府就会认为附加税本就是正税的一部分,然后再增加新的附加税。康熙没有听说过这个定律,但他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反对税制改革的人,也大多谈到了这个问题。古人并不傻。


但是康熙的鸵鸟政策终究积弊太大。雍正还是决心推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合法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充满了争辩、调整、讨价还价,一个省一个省地推进,最终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这个制度给耗羡规定了一个比例,除了这种耗羡外不许再征收其他陋规。耗羡收入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做养廉银,分配给各个官员。这笔钱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全进了私人腰包。它主要还是维持一个衙门的运转费用。如果真有剩余,官员才可以拿回家,中央不管。另一部分则是公共开支,比如赈灾、修路之类,由地方灵活掌握,不必经户部事先批准,但要查账以确保没有贪污。雍正规定:耗羡不是正税,完全归地方所有,中央不许调拨。


中央财政比例过大,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王夫之就注意到过:汉唐时期留下来的各地公共建筑,往往宏大牢固,而宋明时期留下的则鄙陋局促。这就是中央财政越来越贪婪,地方政府越来越困窘的结果。王夫之认为这会戕折国家的元气。现在,雍正做了一次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有了灵活使用的合法经费。它的短期结果是很好的,亏空和贪污减少了,财政盈余增加了。


但放到长期来看,耗羡归公就显得没那么成功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改革最终还是夭折了。首先,中央财政又开始蚕食地方财政,公然调拨地方的耗羡,把它们当成中央的财产。其次,原有的耗羡收入渐渐不够花了,不合法的陋规又开始理直气壮地征收。到了最后,“黄宗羲定律”再次发挥作用,耗羡收入成了正税的一部分,现在又加上了新的耗羡、新的陋规。官场上还是流动着大量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康熙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转了一个轮回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老样。古老的帝国似乎能吞没一切变革。


离理想越近,离合格的考卷越远


雍正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多疑,偏执,神经质。这些缺陷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我不太清楚他的不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生的倾向,而继位那件疑案多半又强化了这种倾向。


雍正非常自负,喜欢长篇大论的教训人,有时候还喜欢把拍马屁的闪在一旁,自己轻装上阵,亲口向臣下解释自己如何英明神武,见解高人一等。而对臣下他显得既刻薄又挑剔。翻看他的朱批,里面到处都是“混账”“尔可谓无耻之极”“尔身果有疯症耶”“仔细头”“防尔之首领”这样羞辱性的文字。有时候上一封信还温言细语,下一封就忽然没来由一通辱骂,说翻脸就翻脸。没有多少官员会喜欢这样的皇上。而且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当时民间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越是把他说的不堪,大家越喜欢听。就像雍正晚年得了病,老百姓就传说他纵欲过度,所以腰以下都不能活动了。这个谣言流传甚广,一直传到了朝鲜。


这些谣言当然不可信。但是关于雍正如何勤政俭朴的说法,也不全真。雍正太喜欢作伪,越是知道自己在挨骂,越是渴望留个好名声。他当然不懒,在曾静面前表现得更勤快。但从起居注里看,他也会经常给自己放假,享受一下私生活。至于节俭,他经常装得特别省,连大臣奏章用个绢封,他都要唠叨半天说浪费。但私下里雍正很重视生活享受。圆明园就是在他手里真正建起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也精益求精,桌子椅子怎么做,他都要连篇累牍下指示,务求华美。穿的丝绸衣服有点掉色,他也要追查责任人。当然,身为皇帝,他这些生活享受并不算出格,但确实和他装出来的样子差距甚大。


至于雍正的治功,他在短短十三年里,做了很多事情,多少让清帝国换了一副新貌。他抨击朋党,打击腐败;他剥夺士绅特权,解放贱民;他推行耗羡归公,取缔灰色财政;他建立军机处,绕过内阁号令天下;他大兴文字狱,又禁民间开矿;他逐传教士于澳门,又对海归者严加防范……历史学家可以一一拿出来分析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倒退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追求的总目标是什么?雍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看,雍正的目标是:大臣不敢拉帮结派,官吏不敢腐败贪污,读书人不敢乱说乱动,异端邪说不敢散布流传,臣民一律平等地服从皇上,财政上没有死角,政令上没有迟滞,整个帝国由皇帝一人如臂使指地操控。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一个安定的、高效的、僵化的、心怀恐惧的农业国家。这种追求不能算错。在古老的中国,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许多英明帝王追求的也不过如此。放到传统王朝政治的视野里看,雍正的做法让王朝更稳定更坚固,为乾隆盛世打下基础。


但问题是,时代不同了。如果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前,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评价。可是雍正驾崩的时候是1735年。在那一年,牛顿早已经去世了,瓦特也就要出生了,鸦片战争再过一百来年就要爆发了。整个世界都要面临一个前古未有的变局,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考验,中国也得交上一份自己的考卷。传统标准下得分越高,新标准下得分也许反而更低。换句话说,雍正离自己的理想越近,中国可能就离一份合格的考卷越远。我们不能苛责雍正,他不可能像后人一样明白当时的大变局,而且他只统治了13年,远远没有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所以他的影响终究有限。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无论《雍正王朝》里怎么歌颂这位君王,他都不是希望之所在。他的某些作为可能是好的、是有益的,但他的理念如果全部实现,也许只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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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治国 责任编辑:zhu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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