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蒙古族服装坐在记者面前的乌云高娃是“第六届中国微型创业奖”新设奖项———“花旗女性奖”的首位获得者，积极参与致力于小额信贷的花旗贫困地区社会发展项目让她脱贫致富。除小额信贷外，记者发现，小额贷款、普惠金融、微型金融都是日前召开的“2010年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年会暨中国小额信贷高峰论坛”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鉴于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柬埔寨、菲律宾、印度相比，中国的微型金融环境尤其是政策和规制环境不尽如人意，中国如何借鉴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成为此次论坛的一大热点与亮点。从来自柬埔寨央行的决策者以及菲律宾、越南、印度、孟加拉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专家们的讲解中，记者得知，差异化和分层次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柬埔寨等国微型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有25亿人（相当于全球成年人口的一半）还没有正规的金融服务，其中东亚地区达8.76亿人，居全球之首。究其原因，世行集团旗下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副总经理兼金融发展和政策改革部经理赖金昌在论坛上表示，主要是中国、越南等人口密集的国家微型金融发展滞后，而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则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和规制环境不尽如人意。

　　“我们从去年开始编制全球的微型金融环境指数。该指数显示，在50个国家中中国的排位是第三十七位，越南比中国的排名还要靠后几位，而柬埔寨、蒙古、肯尼亚、乌干达的微型金融环境和小额金融环境比我们更好，同属于亚洲的菲律宾、印度也好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赖金昌如是表示。

　　在上述论坛上，菲律宾央行官员加姆巴介绍了菲律宾的监管经验，认为与传统银行监管相比，微型金融的监管应有所区别。据悉，该国银行的监管由中央银行负责，而涉足微型金融服务的贷款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则需要遵循微型贷款委员会的规则。谈到央行在促进微型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时，加姆巴认为应致力于给微型金融创造比较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让银行能够为其微型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应采取措施保护微型金融客户和整个融资体制。

　　具体来说，菲律宾央行会发布一些通知或备忘录，为微型金融提供优惠政策。目前，菲律宾已部分取消了设立新的农村银行和农村银行分支机构的一些禁令，给这些以微型金融为主的银行提供许可。

　　在此次论坛上，柬埔寨微型金融的发展经验备受关注。据悉，柬埔寨小额信贷组织的运营网络已经深入到社区和偏僻的乡村，今年该国小贷机构员工总数已超过7000人，微型金融借款人接近100万。在人口总数只有1400万的柬埔寨，以家庭平均人数5.4个来计算，即意味着该国共有500多万人被微型金融服务所覆盖。

　　柬埔寨国家银行（央行）副行长妮·参塔娜介绍说，柬埔寨对不同规模的小额信贷机构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大规模的小贷机构必须获得央行的许可，有关规定相似于商业银行，只不过其资本要求大大降低；中等规模的小贷机构只需要在央行备案；小规模的小贷机构则可以自由运作，不会受到很严格的监管或监督，因为其运营成本可能很高。乡村信贷机构则没有最低注册资金的要求。

　　为了让小额信贷组织获得可持续发展，柬埔寨和印度等国允许部分机构吸收公众存款，但必须是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妮·参塔娜说，这种类型的小贷机构提出吸收存款申请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同时在提交申请前至少两年需要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管理能力。另外，至少要保证连续两年可持续的盈利。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对于减贫至关重要的公益性小贷机构的发展滞后是一大“短板”，而这又与政策和规制环境不利息息相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小额信贷市场已经是一个机构与业务初步多元化的市场；而从微观角度看，真正接近小额信贷需求的机构很有限，公益性小贷机构发展严重不足。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理事长、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自2008年小额信贷公司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我国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迄今已达2000家。而从2006年年底到现在，公益性小额信贷公司只有200多家。

　　杜晓山分析道，宏观层面、中观层面的支持和鼓励不足使公益性小额信贷发展面临困难，而采用分层监管、分层管理的差异化监督政策可以在实际层面上有效缓解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合法身份问题、制度性融资难问题、能力建设问题。也就是说，监管可以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出大的监管指导原则，具体的办法和做法可以由各省自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