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产品贸易在整个贸易流量中居于主要地位，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0%。然而，这一综合数据掩盖了各国和各产品间的巨大差异。比如，智利的中间产品出口占到其出口总量的80%，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数据仅有35%。各国部门内的中间产品出口份额也差异甚大。比如，在办公设备领域，澳大利亚超过70%的出口属于中间产品，而美国出口的40%、智利和中国出口的约10%是中间产品。

这些数据表明，理解中间产品在贸易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了解贸易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尽管世界经济中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有关生产分割的理论文献也日臻完善，但就我们所知，现有的实证文献并没有研究哪些因素能够解释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间贸易的不同模式。本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经济分析强调了用比较优势的两个因素来解释中间产品贸易的特殊性：一国执行合同的能力和准时出口的能力。执行合同的能力之所以能够成为中间产品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通过减轻所谓的“扼制”（hold-up）问题，影响了生产定制产品的成本。直观地说，如果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特定的投资，来对最终产品的生产定制中间投入品，此项投入品在特定供求关系外部的价值高于内部的价值。因此，这就促使供方事先减少投入并生产较低质量的产品。由于这种因素对于那些处于合同执行情况较好国家的供方来说影响更小，这些国家就会在生产定制中间产品中存在优势。以确保零部件及时送达的方式，组织和定位生产同样重要。根据该理论，及时性之所以对于中间产品贸易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对于生产线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送达延迟增加了持有存货的成本，减缓了对客户订单变化的反应速度，并限制了快速发现、修补和替代瑕疵零部件的能力。对于这些成本，Harrigan和Venables（2004）指出，对及时送达的需求促使工厂向装配商或零售商附近集中。

受该理论的指导，我们对各国执行合同的能力和准时出口的能力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是否造成不同影响进行了检验。如果一系列工作和各种投入品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不符合质量要求（由于“扼制”问题造成的投资不足）或在需要时缺失（由于出口延误）的投入品可能会抵消所有其他投入品/工作的价值。因此，无法以折扣的方式补偿最终产品的生产商由于不可靠送达造成损失（Kremer，1993）。相反，当一种产品以最终消费的方式进口，消费者可能会由于降价而购买它，即便它比要求的质量要低或延迟送达。比如，当一个汽车制造商不愿在一种高档汽车上使用一种廉价收音机时，要求高档收音机的消费者可能会在获得充分折扣的情况下对产品的质量做出妥协。

我们的实证方法是对一个贸易的要素含量模型进行评估。在这一模型中，根据比较优势而不是贸易量，一国的贸易模式由执行合同的能力和准时出口的能力决定。因此，我们检验了执行合同能力（准时出口）更强的国家是否出口相对更多的制度密集型（时间密集型）产品。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采用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BEC）并根据主要的最终用途对产品进行分类，我们检验了一国执行合同的能力和准时出口的能力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是否对于前者在比较优势中具有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本文通过检验“扼制”问题和时间是否影响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对现有理论进行了补充。尽管理论文献将“扼制”问题用中间投入品来定义，但之前评估制度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集中使用中间产品生产）而不关注中间产品贸易本身（Nunn，2007；Levchenko，2007）。与之类似，虽然准时送达的重要性在生产网络的关系中被特别强调，但迄今还没有研究过中间产品贸易中评估时间的重要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间产品贸易中，执行合同的能力和准时性与比较优势中的传统因素同样重要。特别是准时送达的能力最能够解释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间贸易模式的差异。

最后，我们进一步运用一种引力模型检验了1980-2010年间时间对于中间产品贸易的重要性。如果时间对中间产品贸易影响显著，中间产品贸易中标准引力回归的距离系数将会高于整体贸易的距离系数。我们引力模型评估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我们根据所谓的“距离之谜”（distance puzzle）对此结论做出解释——这也是引力模型的典型结论，即贸易流量对距离的弹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我们的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的距离系数比整体贸易的距离系数更高，并且增长得更快。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纵向专业化和即时生产的现象来解释“距离之谜”。

我们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表明，改善制度、投资基础设施和推动贸易便利化将极大的提高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网络中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