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二阶段谈判的关键是能否解决国家安全相关问题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之后，各方评论褒贬不一。许多贸易问题专家将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寄希望于第二阶段谈判，大多数观点认为，只有第二阶段谈判才能解决中美双方关注的问题。然而，从近期美国贸易内参报道的消息来看，美国国内分析人士认为第二阶段谈判能否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就国家安全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但这希望非常渺茫。

分析人士称，中美能否就更广泛的议题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很可能取决于双方能否解决贸易谈判的主要问题，即一系列美国国家安全相关问题，但美国很可能不愿在双方对话中讨论这些议题。

2 月份生效的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主要包括了中方关于增加美国商品和服务采购，以及降低针对特定农产品的卫生和植物检疫壁垒的承诺。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其他诸如工业补贴、国有企业和网络安全等关键问题将在后续阶段的谈判中进行讨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实施之后才会开始第二阶段谈判，因此无法准确说出这些问题将在何时得到解决。

在没有解决中美之间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条件下，对于是否有可能达成第二阶段协议，分析人士仍然持怀疑态度。近期在乔治敦法学院举行的小组讨论中，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北京） 负责人，也是美国前对华事务助理贸易代表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表示，第二阶段协议的主要障碍在于中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来自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而采取的行动。夏尊恩谈到：“如果中美双方无法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就无法重建这种信任。”

在第一阶段贸易谈判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实体采取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其中之一是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总统还在去年 5 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颁布法规，限制从外国竞争对手处进口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及服务。商务部于

2019 年 11 月颁布了相关法规。

夏尊恩谈到：“我们不能在贸易谈判中讨论出口管制，不能讨论实体名单，也不能讨论其他机构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因为贸易谈判代表无权讨论此类议题。”

“如果可以讨论的议题范围这么狭窄，双方就不可能建立信任，而那些阻碍我们在体制性问题上做出承诺的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所以根本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在其中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须将其作为双边讨论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谈判中并不包含这些内容。无论双方的谈判代表们有多么努力，都无法在这样狭窄的限制基础上建立双边关系。”

华盛顿特区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中国团队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前中国事务高级主管艾·塞利科（Amy Celico）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局限性过大”原因之一就是谈判代表必须避免讨论国家安全问题。她说道：“中美两国都将国家安全政策渗透到许多经济决策当中，因此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放到谈判桌上讨论。”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两名前商务部官员也关注国家安全问题，他们反对通过贸易谈判解决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负责出口管理的前助理副部长凯文·沃尔夫

（Kevin Wolf，现任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Akin Gump）的合伙人）在乔治敦会议上的小组讨论中表示：“国家安全和贸易谈判两者不应相互关联。如果一项产品或技术出于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原因受到管控，那么无论对贸易关系产生何种影响都无关紧要，我们不应该将国家安全目标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利用它作为交换或妥协的工具来实现不相关的经济目标。”

同样曾任商务部助理副部长的彼得· 李奇滕堡（Peter Lichtenbaum）则同意沃尔夫的观点，并补充说道：“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他谈到：“美国对国家安全有自己的看法，中国指导或要求美国如何定义国家安全，这种做法并不恰当。所以我很难想象中美之间能够就美国如何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而展开谈判。”

夏尊恩和塞利科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影响了在华美企和中国企业的决策。夏尊恩说：“问题在于，在商界贸易对话会引起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而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非常危险的氛围。我敢保证，中国正加紧努力寻找其他方法作为替代。”

塞利科提到特朗普总统最近关于国家安全和贸易的一系列推文，并补充说道：“我认为对于观望中国市场的客户来说，出口管制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他们的投资决策造成了影响，而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言论）根本无法消除他们的担忧”。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在未来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必须确定在华美企能够承受多少“折磨”，因为中国不会按照美国谈判代表的要求实施体制性改革。

史剑道在会议上说：“事实就是我们必须确定要承受多少‘折磨’以及获得多少价值。”史剑道称，2017 年在华美企的销售额约为 3760 亿美元。肯定有一些公司会觉得，要取得这么高的销售额，我们肯定需要承受中国巨大的‘折磨’。

“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不是‘达成第二阶段协议，并且与中国在补贴和知识产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榨取我们的利益，按照不同的规则行事，以及美国是否会为市场的价值而忍受中国的这些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政府没能成功做出决定。我们仍然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中国将会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但它根本不会。”